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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:利亞德董事長“二度吶喊”:融資難問題大于融資貴
利亞德董事長李軍2018年10月發布《鼓勵員工增持,我的兜底申明》“吶喊”聲音之后,正值中央層面表態“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行為必須堅決予以糾正”前夕。在此后至今的半年時間里,市場生態快速演變:紓困基金落地,民企融資難題趨緩,二級市場估值回升,股權質押風險趨降。不過,在李軍看來,“拯救民企”至今難言功成。
利亞德董事長李軍
5月5日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,李軍發出了“二度吶喊”。與首次吶喊由兜底增持所引發不同,本次吶喊中,李軍直指民企的并購之困,以及由此引發的對“連鎖效應”的擔憂。李軍認為,在資金、監管、市場三方共同作用下,民營企業的并購重組正在被綁住手腳,這一方面影響了企業盈利的持續增長,另一方面也掣肘了產業的轉型升級。
李軍認為,民營企業“融資難”問題的嚴峻性要大于“融資貴”,而要解決這一問題仍有待監管松綁的推進,以及可落地措施的出爐。
并購之困
“去歲遍體傷,血淚粘腸。……新春芬芳心蕩漾,待你花香。”這是利亞德2018年年報開篇“董事長致辭”中李軍自擬的小詩。
利亞德2018年實現凈利潤12.6億元,同比僅增長4.53%,創下上市來增速倒數第二的成績。近10年來,利亞德除了2012年凈利潤增速為3.67%之外,其余年份的凈利潤增速均保持了兩位數,其中2014年到2016年的同比漲幅均超過100%。
2018年凈利潤的增速下滑,一方面源自于諸多不確定性的明顯增強。在2018年,“去杠桿、貿易戰,政策變幻;忙補倉,忙籌款,忙訂單,迸發內心深處的吶喊和期盼,劇變的焦慮,也感受到什么叫度日如年。”李軍文中如此表述。
不過讓李軍感受最深的,還是企業從此前的“雙腿走路”瞬間變成了“單腿”:“告別上市六年超高速增長,卸下虛榮的光環,只有主業,基本沒有了外延。”
“公司上市最大的效用之一,就是利用融資功能進行產業整合,而投資并購又是實現產業升級和企業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。這在全世界資本市場都通用。不過,近兩年來看,實體企業的并購氛圍發生了巨大變化。”李軍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。
Wind統計數據顯示,2018年中國并購市場交易額出現較大同比下滑,其中去年首季并購數量僅為2753筆,涉及金額為7068億元,環比降幅為68%。2019年1季度,環比再度出現32%的降幅。
按照李軍的分析,政策不支持、資金不允許、市場不買賬成為擺在并購面前的“三座大山”。
2017年監管層發布新規,上市公司申請增發、配股、非公開發行股票的,董事會決議日距離前次募集資金到位日原則上不得少于18個月。李軍認為,這是明確的并購重組收緊信號。“雖然2018年底并購重組政策出現寬松趨勢,A股百余家公司更新了重組進度,不過審核時間依然很長。”
相對而言,“資金不允許”是擺在并購市場面前更大的難題。“投資并購肯定需要金融支撐,目前中國市場的整個貸款規模高達110萬億,但是有80多萬億元都積聚在國企,分到民企頭上的也就20多萬億元。同時,定增、減持等系列政策的限制已經持續了相當一段時期,民營企業即便想通過發行股份等方式進行并購重組,也很難將股份成功發行出去,進而導致了民企并購、投資的持續不振。”
“目前中國民營企業的投資處于下降狀態,我擔心或會帶來‘民企投資意愿不強-投資持續不振-就業率下滑-沖擊社會穩定’的連鎖效應。尤其是現在深圳、北京等一線城市的寫字樓空置率都出現高企,不少行業都出現裁員潮,倘若民企并購重組再持續受限,將對就業帶來更大的壓力與沖擊。”李軍指出。
除了監管和資金層面的原因之外,市場不買賬也是擺在重組面前的一道坎。僅從2018年下半年案例來看,包括大燁智能、海南橡膠等公司披露的重組方案出爐后,二級市場股價都遭遇了連續下殺。
市場不買賬,很大程度上源自對于A股最近兩年來所開啟的商譽減值潮的謹慎預期。2018年度A股公司商譽高達1.31萬億元,其中871家上市公司共計提商譽減值金額高達1658億元,是A股商譽減值史上最高的年份,這一數額是2017年的4.5倍、2016年的14.5倍。
“現在投資者對商譽問題談虎色變,一看到并購產生商譽,就自然將其與企業未來虧損等同起來。這種導向是存在嚴重問題的。”李軍指出,“實際上,商譽概念是從國外的會計準則中引入而來,只要重組協同效應好,對企業利潤并不會帶來負面影響。而且,融資是上市公司的必然功能,投資并購是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,也是實現產業快速發展的必然途徑。”
李軍擔任北京市工商聯副主席、中關村上市公司協會會長等社會職務,從其接觸的企業實例來看,在前述三點原因下,相當大比例的民營企業,從去年開始,即便相中了較好的并購標的,也對于投資并購進行了停頓式地“冷處理”。
“外延發生的這條腿斷了,會帶來一系列后果。首當其沖的就是,上市公司的發展速度明顯放慢了。很多民營企業家的感受是,2018年要想實現業績增長已然非常吃力;而今年1季度,已經變得更吃力。”李軍表示。
Wind統計數據顯示,2019年一季度A股公司合計實現營業收入113082億元,實現凈利潤累計11157億元;剔除金融、兩油之后,凈利潤合計4930億元,同比增速放緩明顯。
“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,應該及時全面梳理此前束縛企業發展的政策,加以修正和完善。”李軍認為。不過他同時強調,并不支持企業進行跨界并購。“上市公司的并購重組,應該著眼于資源整合、業務協同,這才是最大程度降低風險,促進產業轉型升級。”
白馬之殤
借助證券時報·e公司平臺,這是李軍半年時間內來所發出的第二次“吶喊”。如果說首次吶喊指向兜底增持,那么本次吶喊則直指民企的并購之困。值得注意的是,2018年10月,李軍發出兜底增持吶喊后,利亞德股價反應明顯,4個交易日內收出兩漲停。
利亞德2018年10月至今走勢
從基本面來看,利亞德包括LED小間距、夜游經濟、文旅新業態及VR體驗四大支柱業務。雖然李軍也將關注重點放在實體產業上,但與不少企業家相比,他對于二級市場的股價表現顯得更為敏感。
不少實控人關心二級市場股價,通常與股權高比例質押有關。不過截至目前,李軍所持有得利亞德股票中,2.5億股的未解押股權質押數量,僅占其持有的股份數的33%。
那么,為什么李軍相對更為關心股價,并為此接連“兩度吶喊”呢?這或與公司較為頻繁的員工激勵有關。近幾年來,利亞德先后推出多期員工持股計劃,總規模超過10億元。由于部分持股計劃推出時的價格超過12元,而利亞德公司股價目前圍繞9元波動,無論對于被激勵員工還是對于兜底方而言,股價下跌都帶來了不小壓力。
雖然利亞德股價跟隨大盤波動,不過,機構和外資正在成為新擁躉。據了解,至今QFⅡ和深港通共持有利亞德約1.22億股,占公司總流通股近7%,這與利亞德是較為公認的白馬股有關。
不過,從2018年底開始,康美藥業(維權)、康得新甚至樂視接連爆雷,其中部分案例與并購有關,更多案例還與投資曝雷相關。
對此李軍認為,白馬股爆雷的最大共性在于投資量太大、負債率過高,因此一旦出現風吹草動,現金流層面一下子就扛不住。“例如有些公司在新材料領域一投就是數百億元,但公司本身利潤才多少呢?從某種意義上說,過于依賴重資產投資,風險巨大。畢竟,從產能、到規模、到銷售、再到利潤,需要很長時間,即便完成整個鏈條,還要面臨產能過大需求達不到預期的風險。而民營企業一旦出了問題,只能自己承擔。因此,企業決策時一定要審慎,寧可保守一些,也不能盲目樂觀。”
“利亞德對于對外投資非常審慎,表現之一就是對外擔保額很小。”李軍介紹,目前利亞德只給體內一些子企業做了擔保,倘若企業擔保額過高,引發系列連鎖風險的概率就會大增。
這種穩健的發展戰略,不僅在二級市場中吸引了外資和機構,而且使公司成為銀行眼中的香餑餑。“連不少國有大行都愿意追著利亞德放貸,一方面就是因為公司口碑較好,另一方面也與公司穩健發布戰略密切相關。”李軍表示。
在2018年李軍“首次吶喊”之際,利亞德負債率為41%,有40多億銀行授信尚未使用。半年之后的2019年一季度末,公司銀行授信金額為56億元,未使用銀行授信額度降為34億元。
李軍對此介紹,“利亞德很多都是信用貸款,去年額度較多的時候,需要每家都要借出一些,否則第二年相關授信額度就要縮減或取消。按照董事會規劃,未來利亞德的債務結構或也將出現調整。此前公司的短期貸款比例相對較多,未來將逐步提升中長期貸款的比重。”
解決之道
今年4月,聯合評級公告,利亞德主體長期信用等級上調至“AA+”,評級展望由正面調整為穩定;存續期內公開發行的“16利德01”債券的債項信用等級由“AA”上調至“AA+”。西南證券認為,這一調整殊為不易。“特別是上一輪股災過后,很多民營企業都不同程度的被下調了信用等級。利亞德是民企里面為數不多實現信用等級提升的企業,這體現了公司整體實力的提升。”
對于評級調升,李軍指出,主要原因還在于公司較好的諸多財務指標。“2018年公司營收77億元,利潤連續兩年超過10億元。‘AA+’評級需要公司主體盈利連續達到這一級別,不過夠到這一標準的企業,在A股創業板公司中相對較少。”
從2018年年報數據來看,在755家創業板公司中,歸母凈利潤超過10億元規模的企業共包括17家,其中溫氏股份、邁瑞醫療、寧的時代等三家公司超過30億元。不過溫氏股份今年首季盈利轉虧。
李軍坦陳,對于利亞德的評價標準,依然是按照傳統的類似于國企指標來進行的。“不少民企的信用等級是不可能跟國企相媲美的,評級體系如果一直沿用傳統產業標準,對不少新興產業的民營企業有失公允。”
“包括現金流在內,利亞德一直處于健康狀態,但這在民營企業中并沒有代表性。”李軍介紹,“現在民營經濟最大的痛點在于對諸多不確定的焦慮,這些不確定性既包括國內外形勢,也包括產業形勢,還包括金融形勢和政策的不確定性。總之,民營企業企業家都很焦慮。”
與業內普遍反應的“融資難、融資貴、融資門檻高”等民企困境相比,李軍認為,最大的難點不在于融資貴,而是融資難。
如果一家企業背著利息來做實業并購,多數情況得不償失。”李軍舉例說,假如標的公司每年有1億元的凈利潤規模,上市公司按照10倍PE作價10億元進行收購,如果是以年化10%的利率借款,那么這筆并購就不會帶來任何收益。“因此,民營企業并購重組,必須要通過發行股份購買資產、定增或者發行可轉債來解決資金融通問題。但是在現有政策框架內,這顯然難以成行。”
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問題,通過與國有企業對比來看,更為明顯。根據央行最新公布的數據,截至2019年3月末,廣義貨幣(M2)同比增長8.6%,創下13個月新高;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5.81萬億元,同比多增9526億元。
但李軍認為,有很大比例都在金融體系和國企體系內打轉,導致“貨幣放水”的邊際效益越來越低。“有部分民營企業家反應,甚至有部分國有企業將低利率拿到的資金又高息放出,這反而繼續降低了國有企業的創新動力和運營壓力。”
與民企融資難問題相伴生的是,民企高比例股權質押問題并未徹底改變。從2018年開始,多地紓困基金接連出臺,但是落地項目較少較慢。以北京國資為例,馳援對象僅包括金一文化和三聚環保等個別公司。李軍認為,這一方面與各地國有資金規模有限有關,另一方面也與投資流程漫長有關,更重要的是跟國資的考核標準有關,如果紓困主體責任不明確,考核標準不調整,那么,紓困基金不僅很難落地,而更像抄底基金。
”這導致A股公司大股東質押比例高的問題并未徹底解決,雖然股權質押風險正在得到初步緩解,不過現在A股公司的質押率整體仍然較高。”李軍介紹,“A股公司中有2200多家民營公司,約有上千家民營上市企業實際控制人質押率超過50%。此前,不少公司曾希望在股價上漲之后,適當降低質押比例。不過即便出現了這輪股價回暖,但這些質押股權依然沒有釋放出來。原因就在于質權人會出于安全性的考慮,要求股價漲到特定比例才能釋放。因此,這部分民營企業的融資能力仍然處于喪失狀態。如何在更高層面,通過提高質押折扣率等措施,來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難題,仍然是當務之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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