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題：宏觀調控改變企業贏利預期 調控將何去何從？

　2月25日，寶鋼股份大幅度上調了2008年第二季度鋼材出廠價格，之后，武鋼、廣鋼等也相繼提升產品價格。對于武鋼，這是2008年的第四次調價。

　　應當說，當前黑色金屬的價格，還遠遠沒有到頂；相對于股市、樓市，評估當前企業的資產重置費用，總體來說，鋼鐵的漲幅可以說還算溫和。

　　但是，問題可能是長期性的。5年以來，我國宏觀經濟每年均維持了10％以上的高增長。目前宏觀經濟運行，總體上判斷形勢比較嚴峻，偏快的大趨勢遠遠沒有得到控制。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指示，2008年度計劃GDP實際增長預估，應在8%~11％左右，甚至更高；通脹的壓力并未減弱。

　　進一步推高PPI

　　對寶鋼而言，在上游，精礦粉的價格上調65%~71%，相對應的實際成品上調比例，仍然沒有到位(這與我國鋼材市場存貨數量有關)。問題是下游的成本，已經呈現局部惡化的態勢；企業“多做多虧”，供應商資金緊張，庫存增加，在鋼價的上升階段，“囤多賺多”，已經不是個別行業的問題。

　　“宏觀調控”改變了很多行業、企業的贏利預期，如果行業整合的進程，跟不上行業衰減的速率，經濟基本面的種種問題，就是非常實際的挑戰，“拐點”之說，恐非妄言。

　　鋼鐵為代表的原材料價格提高，會進一步推高PPI（產品價格指數），導致近期“非食品”的價格持續走高；另據近期業界的估算，由于“雪災”影響，當前，比如2月及3月CPI漲幅，將上升至8.6%~9.5％左右。此前，食品的月環比的預估為至少8％，因此，其同比將上升24.3％。國際市場上的石油以及鋼鐵價格的較快升高，對非食品的后續影響，也相當可觀。

　　在國際市場，某些食品要素基準(如原糧和食用油)的價格明顯上升；以豆油為例，2月有較大的漲幅，在2月末，4天之內，共計3個漲停板。這種“連續軋空”的市場趨勢，前所未有。

　　在國內，基礎能源價格（以電煤為主）距上次提價至今還不到3個月，雖然價格升幅不大(不可能一步到位)，但這是在2月煤炭日單月產量勁增50%的背景之下所發生的。因此，基礎能源對于CPI的影響，也是長期的，不可回避的。

　　整體流動性過剩的同時，相對部分企業群體有效流動性不足，貨幣投機大行其道；自美國次貸危機以來，美元持續減息，我國貨幣政策處于進退兩難。從理論上說，應對惡性通脹，一切行政手段的正向作用相對有限，通常只會起到“反向調節”的作用，甚至誘發新一輪的“通脹預期”。

　　“嚴防死守”外儲增長

　　4年來，特別是自政府不斷強調“宏觀調控”、“防止重復投資以及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”以來，我們已經失去了無數次進行真正的“宏觀”調控的機會。

　　以2005年“匯改”為例，根據當時央行的“表述”，對于“2%的上調”，“外匯市場相對穩定”。在2005年7月的當時，倫敦的銅價，為3000美元 ，到今年2月的月度收盤價，是8510美元 ；黃金價格，當時僅為390美元 ，今年2月收盤價，是958美元；輕質汽油，當時僅為50美元 ，今年2月收盤價102美元。

　　我國的外匯儲備余額，當時是7110億美元，去年12月末累計余額為15280億美元。自2005年7月啟動“匯改”，到2006年2月，我國的外匯儲備，猛增到8537億美元（不包括港澳的外匯儲備），首次超過日本，位居全球第一。

　　但是，按美元的采購能力（平價）計算，其實兩年來，我國的外儲，不但沒有增加，反而略有減少；我國GDP的“可比”部分，不但沒有增長，反而有所下降。

　　時至今日，由于基礎商品價格已經處于歷史高位，這一部分的“商品存量”已經被“蒸發”，杳如黃鶴，一去不返。在匯率方面，人民幣的升值效果，對CPI的直接影響已經舉足輕重，換句話說，如果美元繼續貶值，繼續增加出口，對于人民幣資產的持有者是不公平的。

　　回顧歷史，1990年，我國的外匯儲備總量只有110億美元，1993年，外匯儲備也只有212億美元。外儲低，收益反而更高，國民經濟發展相對實惠很多。

　　自1994年起，外匯儲備開始大幅度增加；到匯改之前的2004年，當年增加2400億元，當市場沒有需求或需求不足的時候，這只表明，只有央行每天都在超限量地“買進”美元。

　　所以，人民幣在2008年，至少升值10%以上，最不濟的，也要咬“嚴防死守”，外儲無論如何，也不能再增加了。短期而言，人民幣只有盯住資產價格和資源價格，而不是美元貨幣，形勢才能向好的方向轉化；再比如，完全可以持“重倉”，盯住日元資產；持“輕倉”，盯住歐元資產。長期而言，人民幣必須“突圍”，在可見的未來，我們一定要“走出國門”，進入國際主要商品的結算體系。如果不然，寶鋼接受鐵礦石的價格大幅上漲，可能只是開始。

　　2005年以來，本幣升值搖擺不定的要點，是這一部分變量對于加工貿易行業的影響。不過，由于升幅有限，所以對外貿易直到現在，在2008年1月，仍然保持著26.6％的增速，同時月度貿易順差，始終是在200億美元的水平；與此同時，2008年1月，央行給出的M2增速為18.94％，也高于2007年12月。

　　根據商務部國際經濟研究院對于當月FDI（對外直接投資）、貿易順差和投機資本流入的估算，2、3月份如果沒有進一步的貨幣政策緊縮，繼續收縮市場流動性，“進口通脹補償”過剩，今年的物價形勢很難樂觀。

　　煤電油運的根源問題

　　春節期間暴露的煤電運的問題絕不是結構問題。世界上任何問題，其實都是結構性的問題，因為如果沒有“結構”，一切都沒有。僅僅從一個時點靜態地觀察，那么任何經濟問題皆為“結構性”的問題。

　　從根源上看，當前的基礎能源失配的問題，最早是因為我國的勞動力價格嚴重被低估。如果我們相信“菲利普斯曲線”，那么失業率下降，就會引發通脹，因為國民收入的增加；但是過去20多年，我國實際失業人員總數、無收入人員的總數不斷增加，而物價仍然不斷走高。難道是“菲利普斯曲線”錯了？

　　這大概只有一種解釋，我國的低收入人群，對于物價的影響，幾乎可以忽略不計。他們完全沒有能力影響消費體系，他們的消費能力，已經通過對外貿易的“補貼”，被“長時間、大范圍”地“轉移”到了海外市場，轉移給了全世界的“消費者”。

　　既然是這樣，如果此時我國的基礎能源的價格不漲，它何時再漲呢？

　　參與價格機制的人，主要來自四個方面：一是生產者；二是消費者；三是政府；最重要的是還有第四方，即交易者，交易者既不生產，也不消費，但是對于價格的“關懷程度”，以及影響能力，超過任何其他人。

　　煤電油運的緊張，只說明我國的經濟效率過于低下。它的產生不是“全球性”的，而是“交易性”的。讓我們順著“加工環節”的遞增，就會發現，凡屬基礎能源以及基礎原材料的成本，在終端產品成本構成中的比例，對于國外生產者來說，現在已經是有史以來最低的一個歷史時期了。事實是，基礎能源價格上漲，只有在我國，才會帶來顯著的通脹；而在西方國家，不能說沒有這個問題，但是并不嚴重。

　　“抽血”中國經濟

　　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，1988年的通脹，當時僅靠收縮信貸就搞定；1994年的通脹，靠收縮信貸和加息解決、甚至出現了13.5%存款保值補貼。這一輪的通脹，我們應當依靠什么呢？“兩防”真的可以抑制通脹嗎？

　　對此，我們必須思考清楚。今年是奧運年，境內境外的商品價差如此巨大，如果再不采取措施，就這樣“傻扛”著，不但不是長久之計，只恐難解“燃眉之急”了。

　　1月11日 ，中國人民銀行發布2007年 12月份金融報表，數據顯示，去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達 1.528 萬億美元，較2006年同期增加了 43.32%，累計2007 年全年增加 4619億美元，按有關數據，我國外儲已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 1.57倍。

　　問題是這么多的外儲余額，不是來自現有存量，而是央行新發貨幣的總量，因此，這將引起社會貨幣總量的變化，催生物價以最快的速率向上攀升，并有失控的危險。

　　在各國大幅增發貨幣、地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對資源的投資最容易保值；而科技的發展有利于資源的有效利用，是未來的方向。但是，在資源以及科技方面的投資，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場，更難實現既能“帶來資本收益”，同時又能“為本國的人民帶來福利與生產率提高”的長線利益。

　　現行的辦法采用的是“外匯儲備投資外包”，這種辦法同樣也有諸多難點。一是因為中國無力負擔海內投資高手的“人工”，比如此前成立的中投公司，一方面，中投缺乏投資、金融等方面的專門人才，另一方面中投比不了央行，央行采取委托外部投資機構的代理，這種方式是可以理解的，但作為中投這種政府主權基金，仍然采用央行的“模式”，發生巨額虧損也是必然的。

　　由于央行外匯儲備的最初獲得，是以過多發行人民幣為代價的；中投公司的資金，卻是來自政府特權。政府最終的目的、職能，在于保障人民安居樂業、國家長治久安，如果不計成本把國家的錢輸出到海外市場進行投資，在某些情況下固然可以生利，但其最終的價值還是要以本國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為尺度來判斷。

　　如果1.5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，沒有其他使用渠道，還不如扔到太平洋里，我們可以像銷毀毒品一樣結束美元。美元的高估，其害處在于它是從我國經濟循環框架之中“抽血”的一臺水泵，這種“介質”不根除，所有的問題都無從著手“治理”，宏觀調控也就是“白日做夢”。

　　林則徐“虎門銷煙”，當然，這是最后的選擇，同時也是最被動的、沒有辦法的“辦法”。投資的本質，其實就是“貨幣戰爭”，參與者必須尊重戰場客觀環境。過去一年里，某些“海外投資”，“大買大虧，中買中虧，少買少虧”，還有“不買不虧”、但是抽血國內資產的現象，與丟到太平洋里相比，并沒有好了多少。

　　2007年，中央銀行先后6次加息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已上調至7.47%，并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，存款準備金率達到14.5%，為今年來的最高點。同時，央行加大公開市場對沖操作力度，全年累計發行央行票據超過4萬億元。

　　現在的問題仍然是，不僅內地的資產市場正在進行價值重估，從全球范圍來看，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升值壓力，已經導致與人民幣相關的經濟區域的資產價格被迫進行價值重估，貨幣的供應脫離貨幣的需求，資本價格與資產價格發生背離，猶如“冰面上的燃燒”。

　　貨幣能否“破產”

　　用傳統的貨幣理論，完全可以解釋當前的通貨膨脹，是“通貨膨脹預期”在資產價格上的反映。投資者對于資產的需求增加，進而導致資產的價格上漲。

　　但是，如果我們聯系原油近期的暴漲趨勢，以及美元的不斷走弱，就會發現，事情遠非我們所看到的那么簡單。或者，換個問法，一個國家的貨幣，是可以隨便“印刷”的嗎？事實上，美國的次貸危機，更像是美元在其“覆蓋區域”方面的流通梗阻，是一種惡性的貨幣危機。

　　它的具體表現，首先是美元的供給能力過度，貿易呈現巨額的“雙逆差”，美元對外債務，上升到了非常危險的規模，卻無法向下傳導所致。如果此時美元的傳統流通領域被“肢解”，就會迅即引發嚴重的貨幣危機。

　　兩個真實的案例可以說明：

　　其一，是1949年我國江南地區的金融崩潰。由于戰爭的失敗，蔣介石政府“法幣”的覆蓋區域被壓縮，于是過剩的法幣大量“回流”江南，特別是寧滬杭地區，最終“兵敗如山倒”，無數民間財富，一夜之間化為一場“春夢”。

　　其二，是1989年在前蘇聯所發生的金融崩潰。因為一個巨型國家的突然解體，舊盧布的覆蓋區域被壓縮，進而發生了大規模的“經濟休克”，所有的俄羅斯人，除去手中的不動產，一生的積蓄，幾乎被這次經典的“國家破產”洗劫一空。

　　無論如何，當前，人民幣資產的市場價格，上升之勢已經形成，而且尚未出現減緩的跡象——如果美元的“覆蓋區域”，確實正在不斷地被非美貨幣所壓縮，那么，防范美元資產繼續大規模地流入我國，收購人民幣資產，就是當務之急。

　　當前的宏觀調控，使用了壓縮信貸、提高利率、限制民間投資等手段，這或有短期效果，但也會造成內需降低，導致更大的貿易順差，流動性過剩，也就難以根除。

　　同樣的道理，對于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，我們需要全面反省，要怎樣“繼續嚴把土地、信貸兩個閘門”，是否還應“下大力控制新開工項目，堅決遏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”——從實戰的角度分析，如果不限制美元進入這些領域，不限制某些“富國”大量收購人民幣資產，拒其于“國門”之外，結果恐怕很難樂觀。

　　對此，業界的質疑已經很多，“中國的外匯儲備是怎么在短短的4年間猛增了1萬億的”、“這中間有多少是國際資本主動送上門來的”。

　　對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根本轉變問題，記得5年前，溫家寶總理曾經算過一筆賬：“一個縣12、13萬人口，吃財政飯的多達5700人”，很難達到“生之者眾，食之者寡；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”。

　　或許，我們這一代人所進行的任何“改革”，最終都會被后人所否定：首先，我們是在消耗前人的資源積累，然后透支后人的生存環境；“一代窮吃，吃窮五代”。

　　通脹只是所有問題的表面現象。沒有官僚體制的大變革，所有的問題都會有辦法實現“自我強化”、“自我授權”。雖然這有些悲觀，但“自我強化”、“自我授權” ，能夠讓“轉型”無法取得實質性的進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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